编者按∶服务“两会”是提升公共图书馆社会效益、建立品牌效应的有利机会。为“两会”代表开展信息服务是汉中市图书馆拓展服务领域的一项创新和探索。服务于汉中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使命。在陕西省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特编辑《信息与资料：2015年汉中市图书馆走进“两会“服务专辑》10个专题资料，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习利用。

　 　　　　　　　　　　 城镇化建设（2）

一、城镇化不是产业化

　  改革，而不是资本，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但并不意味着就得继续以产业促进城镇化，更不能延续单纯追求GDP时期的亲资本政策。某种程度上，利益结构固化使我们对化解产能过剩的关注超过了对城镇化自身规律的考量，这是深化改革的障碍。

农村的特点是“十里不通风”，农业本身是个自然过程，强行把农村和农业拽入工业化车道，国际社会公认的教训就是“双重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和不安全食品等自然界对产业集中的大城市的反抗，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事实上，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过剩。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将更加受制于资源高度短缺、环境非常紧张，尤其要注意汲取其他国家的重大教训。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之路，其特征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各地农村贫困人口移入大城市，造成贫民窟中的黄赌毒泛滥。

因此，城乡一体化原则下的新型城镇化，绝非简单看城市增加多少人口。国家更不能任由短视的城市资本下乡去占领作为中国历次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农村。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给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原则，比如，按照城乡统筹原则给农民以平等待遇，以优惠政策重点扶持城乡居民在城镇创业，更加强调乡村可持续发展，把提高农民组织化作为改善地方治理的基础，等等。（作者：温铁军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摘自：人民日报 2014年1月20日）

二、城镇化关键词读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据悉，《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关键词一：以人为核心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划》指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关键词二：1亿人进城

《规划》指出，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关键词三：积分落户

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落户制，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规划》提出，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关键词四：农民工参政

《规划》提出，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包容性城市。提高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工的比例，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管理。

关键词五：主攻中小城市

《规划》提出，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鼓励引导产业项目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布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要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倾斜，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在中小城市布局、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增强集聚要素的吸引力。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把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关键词六：住房信息联网

《规划》还提出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调整完善住房、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共同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各城市要编制城市住房发展规划，确定住房建设总量、结构和布局。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关键词七：扩大社保覆盖面

《规划》强调，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保、连续参保。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允许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企业缴费责任，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比例。推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衔接合作，开办各类补充性养老、医疗、健康保险。

关键词八：培育中西部城市群

《规划》强调，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有序承接国际及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强化城市分工合作，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形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群。依托陆桥通道上的城市群和节点城市，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形成与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大合作。

关键词九：完善交通

《规划》提出，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和区际交通骨干网络，强化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加快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外交通，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对城镇化格局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城，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民用航空网络不断扩展，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0%左右的人口。　　　　　 　　　　 　　　 （摘自：人民网 2014年3月24日）

三、城镇化着重解决“三个1亿人”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动力所在，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及的工作之一。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重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指引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

提三个一亿人，以城镇化拉动内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对城镇化的思考和布局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战略是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除了提打造经济升级版、释放改革活力，第三个就是强调城镇化。

汪玉凯认为，改造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城中村将改善城镇化以后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化的生活质量。提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则是鼓励流动人口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和生活。他认为，“三个1亿人”是站在统筹城镇化的高度上提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首先将是民生的重大改善，同时也包含着拉动内需的巨大潜力。

张立群表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和1亿人的就近城镇化，会在消费市场增长方面提供巨大潜力。1亿人棚户区的改造则是在房地产投资和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对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将形成可持续的支撑作用。

推动户籍改革，城市间差别化落户

过去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为农民形成了身份障碍，妨碍了城镇化的发展。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认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恰是数据统计的我国城镇化率是52.5%和实际户籍人口仅是35%中间差别的17.5%的内涵所在。让已进城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让他们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而且可以有效提高这批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消费。

汪玉凯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居住证制度，从长远发展来讲，有可能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构建一个统一制度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这个进程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差异的，特大城市北京、上海是属于严格控制户籍的，这些地方可能通过其它政策举措来适度地控制。要通过建立一些产业门槛，来疏散大城市的人口。所以我认可户籍制度的改革会加快步伐，但是不同规模的城市的政策是有差异性的，这个政策和对户籍的整体调控政策是一致的。”汪玉凯说。

中西部城镇化，各城镇要宜居宜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于加大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支持，可以结合这次提出的“三个1亿人”中的第三条“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起来看。

汪玉凯认为，提出加强中西部新型城镇建设，是把中西部小城镇就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一方式，可以让这些地区的农民就近就地城市化，避免扎堆儿到东部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加强这种新型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也是提高这些地区的吸引力，把农业转移人口向这些小城镇纾解。

此外，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各具特色、宜居宜业的小城镇，汪玉凯认为，不是说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居住了就是城镇化，还要发展相关配套的设施和就业机会，这部分人口只有在小城镇完成了就业，才能在这里居住生活，因此，打造宜居宜业的新型城镇是纾解农业转移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政府应办培训促农民工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步长制药总裁赵超建议，要健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建设，制定相关用工标准，逐步以有序、规范的用工形式，取代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等形式建立起来的用工形式。同时，应完善农民工信息档案管理机制，以农民工信息档案为基础，健全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缴纳体制机制建设。

赵超还认为，各级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创业培训，对具有创业愿望和自主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和农村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和指导，积极落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通过他们带动、促进农民工自主创业新机制。同时，还要维护好农民工相关权益，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

留守儿童进城需要社会关怀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丰城市蕉坑乡驻台州流动党支部书记、办事处主任卢金生一直关注农民工子女进城接受异地教育的问题。他说，近年来，很多外来农民工的基本权益逐渐得到保障。但当前农民工的结构发生变化，第一批农村留守儿童开始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他们感觉到心理落差。希望全社会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方面给予更多关心关怀。

他认为，由于户籍限制、农民工流动性大、面临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很多农民工还是宁愿选择在自己家乡的小城市完成城镇化。希望国家能出台更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　　　　　  　　 （摘自：京华时报 2014年3月6日）

四、助力未来1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一部城市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史。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在其《全球城市史》的前言中所写道的：“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的发展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动力。

尽管最早的城市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中东，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还在工业革命之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革命伴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进而使得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城市作为人口的聚集地，恰好契合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也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其后美国、德国与法国等工业强国的城市化都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是富足的标志，而且是文明的象征。

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聚集之所，当今时代，城市已逐渐成为多数人生活的地方；从180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然而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近60倍，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即便如此，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才刚刚超过50%，也就意味仍然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外。从全球来看，未来城市化仍然有广阔空间，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整体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投身于新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当中，城市人口剧增。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20个增长到1957年的176个，城镇化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城市发展基本徘徊不前。第三阶段（1979年～1999年）是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就业岗位的增长，城市化加快了发展步伐。城市化率由1979年城市化率的18.96%稳步提升到1999年的34.78%，年平均提高0.79个百分点。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创造就业能力的增强，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从城市规模来看，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确实令人惊奇。在当今全球人口最多的30多个城市中，中国有4个城市名列其中，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以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发达国家低30个百分点左右，比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存在大量“半城市化”人口。根据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然而统计数据中的城镇人口为常住人口，如果按照完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目前城镇化率不到40%。超过10%的人口属于农业转移人口，这部分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和普通市民同样的城市公共服务，只能是“半城市化”人口。

第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突出的表现就是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198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的总规模大约5000平方公里，到2010年城市建成区的总规模已经扩大到4.6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总规模扩大了8.2倍。但是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 1980年城镇人口是1亿9千多万人，2010年，是6亿7千多万人，城市人口只增加了2.5倍左右。

第三，无论是城镇在国土空间上的布局还是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内部的功能布局，都有不合理之处。一些适合城市群、城市带发展的地区尚没有形成城市群、城市带；一些城市的商业区、办公区和公共服务设施过于集中，致使交通拥堵问题难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新理念：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走低碳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些为未来的城镇化既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研究城镇化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包括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研究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总结国内外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国际、国内条件，探索新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对未来的城市化而言，比建造摩天大厦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们对城市的情感，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而研究和思考城市化正是在积累这种情感。(作者：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五、陕西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许多城市的郊区农民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土地，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社会发生着深刻改变。为了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及社区的变化情况，笔者近期以深度访谈的质性调查方式在陕西咸阳市郊区对3个乡镇的多个失地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对H村进行了重点调查。调查发现，农民从依靠种地为生转变为主要通过打工谋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社区生活等方面也发生变化，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村社会隐藏着矛盾和一定的社会风险。尽管调查只限于陕西咸阳市郊区农村，但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一些地区在城市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 失地农村概况

1.失地情况

据调查，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咸阳市郊区的大部分村庄已经或正在失去土地，有些村庄即将面临全面拆迁。原来种植蔬菜的肥沃农田，被当地政府征收并出售给外来的开发商和各类私营企业。在郊区路边能够看到，有些村庄还剩余小部分土地，村民的住宅还原样保留；有些村庄连住宅也已被拆，村庄变为一片废墟。有些村庄周围有大片被圈起的土地已经荒芜，杂草丛生。

这一区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半菜半粮区，建立人民公社后被政府划为粮棉区，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以种植蔬菜为主，也种少量粮食。H村是个行政村，由3个自然村构成，共分12个小组。征地前全村共有耕地2000余亩，各组人均土地面积不同，从0.6亩到1.2亩不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陆续在本村征地，到2012年，全村被征1500余亩土地，只剩余400亩耕地。除了一个组的土地未征和个别组还有少量土地以外，其他7个组的土地已被全部征完，农民没有一点耕地。

2.人口、职业

H村有人口3600人、880户。征地前，本村农民依靠种菜卖菜为生，有较为可观的收入，过着稳定、安心的生活，很少有人出去打工。2000年后，家家户户先后建起了新的楼板房，两层或三层高，宽敞舒适，人们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除了第10组村民因没有被征地依然以种菜为生以外，其他村民都失去了土地，谋生方式被迫改变。

幸运的是，H村的村民住宅还被保留，村子没有被拆迁。据调查，本村失地村民现在主要靠打工为生，打工人数约占青壮年劳动力的80%。少数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其余大部分青壮年村民在咸阳市和村子附近打工，以非技术性体力活为主。另有少数人自己有建筑、装载、轧路、运输等工程机械和车辆，在附近承包工程。此外，本村个别农户在自家开商店、旅社、饭馆、修理铺等，还有少数人办厂，村里有纸箱厂1家、水泥制品厂5家。由于附近其他一些村子被整体拆除，许多失去家园的外村村民到H村租房居住。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县和外省的人在本村租房定居，经营餐饮、超市、药店、服装、发廊等商业活动。因此，本村约60%的农户出租一部分房屋以增加收入。据统计，在本村暂住和常住的外来人口和本村人口数量相当，二者共计近8000人。

H村没有村办企业，大部分打工者没有较固定的受雇单位，每天去劳动力市场等活，被当地人称为“钓鱼”。他们当天结算工钱，收入不稳定，一般一个人一天收入100元，月平均收入约2000元。

该地区老龄化较严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众多。征地前老年人多在地里干农活，他们靠种地足以养活自己，也能给家里增加收入。失去土地后，老年人没有能力出去打工，也不擅长经营商业，只好赋闲在家，帮助照顾孙子孙女。调查发现，失地老年人群体没有能力创造经济收入，完全依靠子女供养。

妇女群体也分为青年妇女和中老年妇女两类。青年妇女有的在附近或咸阳市打工，从事非技术性简单工作，有的在家里经营商业。中老年妇女则多在家中负责做饭、照顾孙子孙女等。

（二）  失地农民的家庭结构及收支情况

1.家庭结构

和大多数其他农村家庭一样，被调查村的大部分家庭为三代同堂结构，个别家庭为四代同堂，一般是父母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等共同生活。有的家庭没有儿子，就留一个女儿在家，招上门女婿，将上门女婿当亲儿子对待，孩子一般随母姓，以延续女方家族血脉。兄弟结婚后多分家，其中一个和父母共同生活。女儿出嫁后户口转婆家，不算作父母家庭人口。近些年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的增加，一些家庭的女儿在外地打工并嫁给外地人，但户口依然留在父母家里。

2.家庭生活方式和收支情况

如上文所述，从种地的菜农被转变为失地农民后，农民的谋生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除个别家庭的老年人有能力打工或经营以外，绝大多数家庭的老年人完全依靠子女打工养活。以一个由父母、儿子、儿媳和两个未成年的孙子组成的6口之家为例，父母在家中做饭、干家务、负责接送年龄较小的孙子上学、放学。儿子和儿媳每天出去打工，供养一家人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男性劳力的工资多于女性，一般为2000～3000元，女性的工资为1000～2000元。取中值，两人打工月收入共计约4000元，一年共计48000元。假如出租房屋一年收入5000元，这样一个普通的6口之家年收入共计53000元。对于多数家庭来说，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

支出方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家庭的主要支出是孩子上学的费用和家人的生活开支。孩子上学费用方面，幼儿园收费一年约5000元，小学到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一年各项费用约6000元，高中生一年各项费用需1万元，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阶段，一年需2.5万元。

生活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失地农民的生活开支比过去也增加了许多，粮食、蔬菜、柴米油盐等都需要购买。尤其是物价的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消费日益增加。

在农村，除了孩子上学外，老年人疾病就医也是大的开支项目。虽然有合作医疗政策，但城市医院看病费不断上涨，价格是农村医疗诊所的数倍。遇到大病，必须去大医院，尽管能报销一部分，但自己负担的部分对于农民来说仍是很大的开支。

（三） 农民对征地、拆迁搞开发建设的态度和应对

1.对土地的依赖和感情

根据对咸阳市郊区失地农村的调查，多数村民不愿意失去土地，更不愿意房屋被拆迁。他们认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土地使得农民拥有稳定、可靠的生活保障。即使因疾病、年龄增大或能力有限而不能打工谋生，也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可以依靠种地维持生活。以该地区目前的赔偿价格，征收一亩土地赔偿6.2万元（以前的赔偿价格更低），一个家庭获得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但他们失去了一辈子的生活保障和后代人的稳定生活。

农村也有一部分富裕家庭，但毕竟是少数，大约不到20%，大部分农民需要为生活奔波。当地农民认为，他们不但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生活。在社会发生快速变迁的时期，普通农民家庭的子女并没有获得比过去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他们对未来表示担忧。

据调查，目前青年人大部分在村外或附近城市打工，因技术能力有限，主要从事简单技术性或非技术性劳动。因此，除了少数人以外，这代青年人及其后代将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生活，尤其很难适应城市的高物价和生活、消费方式。他们无论在何处打工，大部分人最终将回归故乡。另外，由于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农村家庭鼓励孩子上大学的积极性有所降低。他们往往顺其自然，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将来到城市去打工、生活，哪里有适合他们发展的空间，就让孩子去哪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2.农民对政府征地的态度

据调查，该地区农民失地多数是被迫的，并非自愿。征地是政府行为，一般情况下农民没有参与协商。地方政府需要某一块土地时，可以下达文件征地，具体程序是市政府→区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小组长，即上一级政府部门将指令下达给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部门通常遵照执行，最后由村委会将征地文件下达给该土地所属小组的组长，一般情况下小组长只有签字同意。在整个过程中，很少出现上级政府代表和农民群众交流协商的环节。随后，当地政府会派人到村里测量已征收的土地，并将其圈起，有时还会带着公检法及保安队伍。

就这样，市郊农村的土地被陆续征收。至于赔偿的价格，主要由政府一方定价，村委会和村民没有参与讨论。用农民的话来说，感觉土地是被“抢”走的，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源，他们只有默默承受，设法用其他方式维持生活。

政府将征收的土地用作什么用途，或出售给什么企业，村委会和农民们事前不得而知。从现在的情况看，郊区农村的土地多数被政府转让或出售给开发商和私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没有被考虑。在本村土地上建设的企业很少接收本村的失地村民打工就业，这些外来企业一般自己带员工入驻本地。村民对此不满意，他们表示，如果政府需要用他们村的土地建设公用设施或国家公共事业，他们会积极配合让出土地；但将他们村的土地出售给外来私营企业而不考虑他们的就业安置问题，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征地后，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等问题，当地政府考虑得较少。仅仅按照每户被征的地亩数赔付一定的金钱，只能维持一个家庭几年的生活，几年之后农民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保障问题、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等，似乎没有被政府考虑进去。

3.对整个村庄拆迁的担忧

在被调查地区，有些村庄已全部被拆迁，有些村庄正在拆迁，还有些已经失地的村庄虽然没有被正式通知将要被拆，但大部分村民已经意识到村子可能被拆迁，他们将被“赶走”，“赶到居民楼上去”。他们担心房屋被拆，忧虑以后的买房及生活问题。据调查，在拆迁的过程中，政府给农民支付一定的过渡费，由农民自行解决居住问题。被拆掉住宅的农户大多到尚未被拆的村庄租房居住，过渡时间一般需要两到三年。

据了解，当地农民都愿意留在自己的村庄，住自己的房子，不愿住政府安置的高楼。从已被安置的农民处了解到，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似乎很好，住在新小区的高楼里，居住条件和环境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有很大压力。房屋装修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电梯费、取暖费、水电费等各项花销，使得习惯了乡村自力更生的简单生活方式的农民很难接受。他们必须像城里人一样一切都用钱购买，但他们的打工收入不高且工作不稳定。新的生活方式令失地农民难以适应。

对于已经失地但村子尚未被拆迁的农民，他们留恋近几年新建的水泥住宅和舒适的院落，不愿从住了一辈子的农家小院里被“赶”上高楼。据调查，在H村，尽管没有明确通知将要拆迁，但农民内心充满忧虑。青年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购买商品房和养活老人问题。一些村民为了获得更多赔付，便在自家原有房子上加盖楼房，经济条件好的加盖三层或四层，经济条件不好的甚至借钱加盖。这样的建房不是因为需要，也不是因为互相攀比，而是为了获得更多赔付。

（四） 失地农民的价值观

1.中老年人群体：家庭和睦幸福最重要

中老年群体和青年人群体的价值观和追求不同，在农村社会，尤其如此。据调查，在失地农村，尽管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老年人的主要价值观基本没有改变，他们最看重的依然是家庭和睦幸福。对他们来说，只要子女安居乐业，他们自己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足够了，没有其他要求和太多想法。但失地后，中老年人群体明显感觉到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成了“废物”。他们不能给家庭创造收入，完全依靠子女供养，子女打工养活自己和孩子已属不易，老人又给子女增加了沉重的压力。

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家庭和睦幸福的基础。失地后，家庭的生活问题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重要问题。有些家庭因为失地返贫，家庭生活不稳定，子女的婚姻也受到影响。据调查，在失地农村，离婚率明显上升，多是女方离开婆家，离婚出走。

对于子女及其下一代，中老年人认为关键是教育他们正确为人。遵纪守法是最基本的，还应孝敬父母。至于子女及其下一代未来的发展，长辈人要求并不高，主要看年轻人自己的努力。只要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就可以，不一定非要到城市去生活。

对于当前的生活，大部分中老年人基本满意。他们认为毕竟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活条件和城里人接近。他们表示，如果村庄维持现状，不要拆迁，他们将会生活得更安心。但他们的土地已经失去，村庄能否保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与之相关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及其下一代的生活问题。

2.青年人群体：打工挣钱是“硬道理”

据了解，农村的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初中毕业能考上高中的只有一部分学生，约占2/3；高中毕业能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青年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水平有限，对未来也缺乏认真思考，他们在大事上主要依靠父母做主，缺少事业心和责任感。

年轻人因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技术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价值观念差别较大。但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青年的经济意识大大增强，更看重金钱的作用。在社交、消费等方面，他们追求时尚高档，互相攀比。但对于自己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重视不够，对未来缺少明确的规划和目标。建房、结婚等大事都由父母负责操办。据了解，对于婚姻家庭，现在的年轻人缺少责任感，婚前同居现象较多，离婚率也比过去明显增加。有的人为了多获得征地赔偿款，闪电结婚；也有人婚后又很快离婚。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对年轻人观念和行为影响较大，而村规民约、村民舆论等对其行为的约束力明显减弱。

据了解，失地后农村社会风气大不如前。首先，赌博现象增多，参与者多是青年人。一些年轻人因卷入赌博，给家庭造成巨大痛苦。赌博对社会危害极大，已成为农村社会一个严重问题。其次，在基层选举方面，参选者多通过给村民“做工作”、拉拢亲族关系等方式拉选票，往往当选的领导不是能力和人品最好的，而是经济实力最强的。经济地位和亲族关系在基层选举中体现出特殊的重要性。

（五） 失地农民社区认同和社区生活的变化

1.村落社区认同

据调查，当地农民对其居住、生活的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表现在人们感觉在村里生活得很安心，有稳定宽敞的住宅，有熟悉的人际环境，尤其是世代形成的亲族关系和邻里团结。这些使得人们在村子里有安全感。其次，传统的乡风民俗和生活方式能够慰藉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内心充实安宁。比如传统的节庆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等，既能表达人们的心情，体现尊老、孝敬等美德，又能加强亲戚之间的感情和邻里、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助。这些使得村民对村庄有强烈的归属感，觉得村庄生活很亲切。因此，村民并不愿进城居住生活，主要是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冷漠的人际关系。

2.村落社区公共生活

据调查，失地后，随着社会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各自忙碌，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互动减少，因此村庄的公共活动较少。目前主要有妇女自发的跳舞等文艺活动和庙会。妇女平时多在家庭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年轻妇女在村子附近或市内打工，早出晚归。近年流行的广场舞是她们的主要娱乐和健身方式，也加强了妇女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村子有两个庙，每年各有庙会，依旧十分热闹，参与者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据了解，村庄的公共活动比过去大为减少。以前逢年过节，村民会组织戏剧表演、社火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近年来随着人们生计方式的改变和经济意识的增强，人们忙于经济活动，对村庄集体活动缺乏热情，没有人起来组织集体活动。村子中央的戏台广场已经变为市场，每天有各种商品在那里聚集。

3.村落社区人际关系的变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农村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失地后的农村社会，人们不再种地，失去了以前耕种及收获过程中的合作和互助联系，以及因共同的生产劳动方式而结成的亲密伙伴关系。现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各自忙碌于出门找活干，每天早出晚归，或长期在外打工。各人谋生的方式也不相同，有的搞经营、承包，有的打工，打工的具体工作也多种多样，因此，人们之间交往沟通的机会减少。另外，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交往范围有明显差异，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明显减少。因此，失地农村的社区人际关系逐渐淡漠。据了解，中老年人仍很顾及自己在村里的面子和名誉，但青年人现在不在乎村里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实际上，与过去不同，现在村里人很少议论、批评或干涉其他人的行为，也很少过问他人的私事，村庄舆论明显减少。即使街坊邻居之间，也很少深入交流，不像过去那样互相关心。另外，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状况不如过去，以前遇到婚丧大事，街坊邻居及好友放下手头的工作便积极前去帮忙，不计报酬。现在不同，人们打工挣钱更重要，互助热情减弱。于是，农村也兴起了婚庆一条龙服务。遇到大事需要村民帮忙时，一般要上门邀请，有时还需支付报酬。可见，失地农村人际关系日益趋向陌生化。用当地人的话说，由于一切都要花钱，现在失地农村的人际关系在向城里人“靠拢”。

（六）.反思：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城郊农村位于城乡结合部，农民多以种菜为生，生活稳定，且因靠近城市，商业较发达，农民收入较远离城市的种粮区农民高，因此也被称为“城市的金边”。但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城郊农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曾经绿色的郊区农田变为工厂、公司和高档住宅小区，还有大片被圈起的土地多年荒芜。失地农民的谋生方式和日常生活及价值观都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变化，失地农村社会在快速转型变迁中存在着问题并隐藏风险。因此，以城市的快速扩张为形式的城镇化过程值得反思。

1.农民的主体性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的城镇化主要由政府推动，以城市的扩张为主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郊区农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成为弱势群体。在许多地方的城镇化具体实践中，从征地、赔偿到安置，都由政府一方决定，农民没有协商的机会。以征地来说，要征哪一块地，由上级政府直接确定，农民不能拒绝。至于征地的用途，政府不向农民告知，农民不能知情。关于征地赔偿的价格，由政府一方定价，农民没有协商的余地。对于需要安置的农民，也是由政府一方决定安置的位置，农民不能自己做主。一般是先拆后建，农民被迫迁移。这样的城镇化方式和农民与政府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一些地方农民的不满，他们或阻挡圈地，或集体上访。从政府网站和其他媒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农民土地被强征强占及农民对此表达不满的信访案例和报道，这反映了当前城镇化具体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途径和政府沟通协商，只好转变为无奈的沉默，或通过加盖房屋等方式增加一点补偿。

由此可见，在城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缺失。实际上，关于“城镇化”，国家的相关话语、地方政府的实践、农民的理解和回应各有不同的意义，形成三重意义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话语，在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中转变为征用农民土地的理由，其目的是招商引资，加快地方GDP的增长速度。在一些地方，农民甚至被当成阻碍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被迫搬离他们世代居住、生活的家园，给外来的企业和开发商“让出”土地。

农民不是不支持政府搞城镇化建设，而是希望在征地、拆迁、安置及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平等参与。的确，应该让农民参与到农村城镇化的具体进程中。在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由农民自己做主，比如，安置房屋的具体地点、房屋的结构类型、格局等。只有农民自己参与的城镇化建设，才能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利益，也才能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2.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尤其是失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

城镇化是由政府推动的，征地、拆迁、改造、招商引资、建设等一系列实践都是政府行为。政府代表国家，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应是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利益，如果损害了这二者，那么征地、开发、建设的正当性就值得反思和质疑。目前大量城市向外扩张，农民正在耕种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转让或出售给私营企业建设工厂、公司、高档住宅等。表面上看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经济繁荣，地方的GDP增长，实际上这一切是以牺牲当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量农民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生活保障，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正如上文所述，几亩土地能够供养一户农民家庭几辈子的基本生活，无论他们是什么年龄、性别、有无技术。如今失地农民仅靠政府的补偿也许能维持几年的生活，但几年以后，他们及其子孙后代将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

因此，城镇化建设必须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及其后代的生活保障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重视农民的利益，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和就业，给失地农民一个明天。

3.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

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日益衰败，村庄社区的人际关系逐渐淡漠，社区团结和凝聚力减弱。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当前和未来的生活保障，青年人四处奔波找活干，中老年人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是成为子女的负担。加上就业难和物价不断上涨、未来没有着落，人们的内心充满担忧和惶恐，农村社会出现赌博等不良风气和其他不安定因素。另外，由于在征地、赔偿、拆迁、安置等具体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抱怨情绪增多。因此，表面平静的农村社会隐藏着矛盾和风险。可以看到，对于正在普遍推进的城市扩张，农民在心理、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劳动技能等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当前城镇化的步伐迈得过快，应该适当慢下来，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并妥善解决。

城镇化建设应尊重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的具体进程中，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建设农村社区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摘自《陕西社会发展报告（2014）》 作者：王旭瑞）

六、陕西“三农”问题问卷调查报告——小村庄折射大“三农”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陕西属于欠发达省份，“三农”问题不仅是全省经济工作的重心，更是能否2020年与全国同步够格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前不久，陕西省统计局组织省局各社会经济调查队对11个县（市、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加快城乡一体化，使农业、农村、农民跟上现代化整体步伐，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7份，涉及11个县（市、区），23个乡镇，69个村（居）委会，207户农民，调查样本的选取采取等距随机抽样办法进行抽取，具体是：各县（市、区）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居）委会，对抽中村的2013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从高到低排序，等距随机抽取调查样本，样本的选取遵循随机原则，代表性较强。

二、小村庄的变化与大“三农”现实问题

（一）生活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但部分地区依然滞后

1、道路硬化。调查显示，涉及69个调查村的村外道路基本实现硬化，“村村通”道路硬化覆盖面达到92.4%，但“村内通”道路硬化覆盖面只有65.7%。

2、自来水入户。调查显示，受访农民中有70.2%的家庭实现自来水供应，保证了生活用水方便卫生。有29.8%的家庭还未用上自来水，这部分人中有些还在使用井水，并且水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尤其是陕北的一些地方，农户自来水供应还不到40%。

3、垃圾统一收集。只有48%的受访农民表示生活垃圾由村上统一收集，而过半数的受访农民则选择了“否”。其中，山区县农村垃圾统一收集的情况比较少，还是“垃圾随手倒，遇风到处飘”，严重影响到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

（二）合疗政策暖民心，但基层医疗水平还需提高

1、新农合满意率。调查显示，98.5%的受访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认为随着报销比例的不断增高和报销病种的不断增加，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看病的负担，切实改善了农民的健康状况，仅有1.5%的人选择不满意。

2、就诊医疗单位的选择。对于家庭成员患病，经常就诊的医疗单位选择中，42.9%的受访农民选择村卫生室，18.7%选择乡卫生院，选择私人诊所的为6.1%，32.3%选择县级或以上医院。62.2%的受访农民选择村卫生室、乡卫生院是因为离家近和价格低，37.4%选择县级或以上医院是因为医疗水平条件好、有熟人。但大部分受访农民期盼基层卫生医疗水平和就医条件进一步提高。

（三）三成农民期盼进城落户，但进城落户担忧多

我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城落户，国家也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当问到“您愿意进城落户吗？”有31.3%的受访农民回答“愿意”，但有68.7%的人回答“不愿意”，不愿意进城落户最大的担忧是无工作、无收入，占81.8%，担忧养老得不到解决的占13.1%，住房无保障占5.1%，多数人表示城里消费高，生活压力大，对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反而愿意保持现有的、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四）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但水平仍偏低

1、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但总体水平偏低。2013年陕西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收入13893元, 中等偏上收入组8151元，中等收入组587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4276元，低收入组2001元。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年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13893元的有23户，占样本总数的11.6%，人均纯收入在8151-13893元的有30户，占15.2%，表明我省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但仍有25户受访农民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001元，占到12.6%，还有86户介于2001-5878元之间，占到总数的43.4%，可以看出，过半的受访农民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位于中等及以下，显示出我省农民收入总体水平仍偏低。

2、收入来源单一，消费结构雷同。在所调查的农民中，以农产品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外出打工所得收入，这两块构成了农民收入的主体。但是耕地流转滞后，有88.9%的农民选择自己经营耕地，由于大多选择自营，规模化经营程度低，再加上小规模养殖业受价格波动影响较大，致使农民收入增长较慢。

农民家庭支出的选择，主要集中在生活消费支出、子女教育、医疗、购买生产资料等基本生活消费，一些中高档耐用消费品购买意愿不足，购买力弱。

（五）经济明显改善，但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较多

当调查中问到“您认为村子的经济状况与过去十年相比如何？”有74.2%的受访农民选择了“改善很多”，选择“改善一些”的占到19.7%，选择“无明显变化”的仅占4.5%，还有个别人选择了“不如过去”。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大多数农民切身体会到发展带来的实惠。但同时大家认为劳动力短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比例偏大，年轻人多进城打工，缺乏国家的政策扶持，缺乏人才，市场信息获取滞后，盲目种植，种植物单一，农产品出售难现象严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农民对发展的期盼

（一）希望政府继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用水、道路、住宅、生态、绿化等。尤其是偏僻村组条件落后，希望继续完成农村道路硬化和改善农村环境。

（二）农村水利设施不够完善，靠天吃饭现象严重，期望解决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加强管理和维护，为农田正常灌溉保驾护航。

（三）希望获得政府支持，对农村市场、农民企业、农村产业项目、农民技术培训、农村教育问题等方面进行扶持和帮助，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四）希望给予资金和产业支持，增加对经济作物种植的资金补贴，减轻农户种植压力。简化贷款程序，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贷款方式。发展产业项目，吸引外出打工年轻人回乡发展，解决留守人员就业，增加收入。

（五）希望加强市场管理，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保障农民利益。

（六）希望加强村民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便于农民参与本村管理；加强农村领导班子建设，多为农民办实事。

（七）希望全面推行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建立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帮助进城农民解决子女就学、住房安置和社保方面的实际困难，为他们在城镇安心务工创造条件。

四、改善“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改变低效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我省农村耕地绝大部分依然是分散落后的传统经营方式，产业规模聚集效应远未实现。因此，要在保护耕地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绿色、生态农业，坚持“政府扶持、龙头带动、部门协作、产业支撑”思路，以土地流转为载体，加大政策扶持，大力培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力促农业结构多元化，大幅增加农业产出效益，实现农民增收。

（二）坚持城乡统筹，将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轮子，要把城镇化建设同移民搬迁、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使农民搬得出，住得惯，能致富，坚持产业发展与城镇布局有机结合，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和人口聚集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城入镇，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同时不断完善新农村建设，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突出解决好乡村道路、自来水、有线电视的“村村通”，开展农村清洁能源的使用，集中统一处理垃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并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

（三）保护农民利益，拓展农民发展空间。“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核心是促进农民增收。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还未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当中去，在从事农业生产时，还是选择自己经营，靠天吃饭，这种生产模式最终导致农民收入少，增长慢。针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重点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急需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能人，从而为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后备力量。二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力的转移力度，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学习技术，增加收入，与城市劳动力就业互补，在促成农民增收的同时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三是鼓励农民返乡创业。让优秀外出打工人员利用一技之长回乡办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只有真正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拓展了就业空间，保护好农民利益，才能最终富裕农民，实现小康。

（摘自：陕西省统计局网 201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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